程杰 | 明朝玉米传入与传播考
程 杰
摘要：我国明朝各地方志记载的玉麦是传统穬麦类作物而非玉米，云南方志所载亦然。《滇南本草》的玉米内容不宜视为明人所说，明末《（天启）滇志》所载西番麦才是云南最早的玉米信息。所谓明朝贵州、广东、福建方志的玉米记载均不可靠。我国玉米始于西南陆路、东南沿海传入的说法在明朝文献中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无法成立。我国文献的玉米记载始于明嘉靖间，最初名番麦、西番麦，明人的说法高度一致，因“出于西番”而得名，所谓西番指西域。明人称来自朝贡，最初种植于皇家西苑，又名御麦，后世玉麦之名同音转书而来。明嘉靖二年至八年间（1523-1529），天方、撒马尔罕等地有使团频繁来华，我国玉米应由这些西亚、中亚使团或商团经传统丝绸之路带来，由北京、南京宫廷园囿和直属机构种植，分别传向民间。应是初传玉米食用品质不如我国传统谷物，整个明朝传种十分有限。
关键词：玉米；传播；穬麦；《滇南本草》；明朝
玉米既是世界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今人相关研究比较丰富。关于玉米在我国的起源，学界讨论由来已久，基本公认为外来作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辗转传入。至于传入路线，分别出现了西北陆路、东南海路、西南陆路三种不同说法，也有持两条路线、三条路线并行说者。近30年，三条路线并行说逐步流行，几成学界共识。笔者探讨我国南瓜、辣椒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情况，作为参照对我国玉米传播的最初状况也略事关注。自始即有一简单疑问，我国幅员辽阔，玉米三条传入路径在相去悬远的不同方向，交通状况、耕种环境迥异，何以在玉米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平分秋色？如果三条传播路径都确实存在，又互不相关，至少最初名称、出现时间、传播作用应有分别，不可能完全一致，具体情景又该如何？如果这些方面未经比勘考察，所谓三条路径并行说是否是三种不同说法的简单折衷糅合？鉴于此前讨论我国南瓜、辣椒起源问题的经验，遂着手对诸说有关观点和证据反复体察斟酌，就我国明朝各类文献记载重加搜检，一一甄别。立足明确可靠的文献记载，对我国玉米的起源状况即传入的途径、时间、来源以及最初的传播情况也就有一些新的思考和认识。谨一一奉述如次，就教农史方家和各界有兴趣的朋友。
一、明朝方志记载的玉麦非玉米方志记载作物名称因地而异，五花八门，据学者统计，玉米的名称有“近百种”之多（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第99-110页）。这些异名别称，应是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逐步出现、不断衍生积累的结果。在其最初的源头上，名称应该相对单纯些，后续出现都有各自独特的时空条件，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使用机率和作用影响。笔者考察我国南瓜起源，见有年轻学者为了证明南瓜始于华南、东南沿海，将清代出现的南瓜别名金瓜的说法推至明中叶，将广东、福建等地明朝方志中出现的金瓜用作南瓜证据（程杰：《我国南瓜种植发源、兴起于京冀》，《阅江学刊》2019年第2期，第92-109页）。这种仅就名称相同未经认真甄别而直接用作各地作物初传证据的现象，在我国玉米初传状况的讨论中同样存在，且更为普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将明朝各地方志记载的玉麦几乎全部视为玉米，铸成如今明嘉靖以来玉米盛传南北各地的说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薥秫，盖亦从他方得种。”（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明崇祯平露堂本）这是古人明确将玉麦作为玉米别名之始。入清后也确实有不少方志记载当地玉米名玉麦，而明朝方志所载玉麦，多与我国传统大、小麦归为同类，没有任何性状说明指向玉米，无法证明这些方志中的“玉麦”即为玉米。关于两者并非同类，三十多年前曹树基先生即有很精彩的讨论（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62-66、74页），力证明代方志所说玉麦为小麦类作物，举证充分，阐说明确，结论合理。稍早郭松义先生玉米别称辨析一文也指明名玉麦者有小麦与玉米两种作物（郭松义：《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第84-87页）。令笔者颇感诧异的是，此后相关论者大多漠然视之，置若罔闻，在未作任何回应和辨析说明的情况下，将所见明朝方志记载的玉麦径自视作玉米，不知理据何在?
就笔者所见，游修龄先生对此略有回应（游修龄：《玉米传入中国和亚洲的时间途径及其起源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第1-10页）。游先生强调作物名称各地交叉指称的现象较为常见，认为曹氏“对交叉现象估计不足”，“对古人与现代分类观念的不同”未予注意。游先生这一批评多少有些武断，曹氏论文指明方志记载中“'同名异物’ 和'异名同物’的现象非常突出”，所辨也在同一名称两种指义的不同。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玉麦”可不可以指玉米，而是明朝方志记载的各地“玉麦”为什么指玉米，而不是如曹氏所说是小麦类作物。游先生对此未置一辞，没有就曹氏论证提出任何反证，只是出于玉米始传云南的主张简单一否了之。类似的否定意见也见于一位年轻学者，认为曹氏称长江以南方志记载玉麦仅见于云南，正足以说明玉米始传云南（李昕升：《玉米在云南的引种和推广》，《中国农史》2017年第3期，第26-35页），这是就曹氏论述的疏隙处借力发话，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的工作。
其实明朝长江以南记载玉麦的地区不只云南，福建即有。《（万历）闽书》：“麦：……有大麦，有小麦，有荞麦（秆红花白，实三棱而黑，秋花冬实），有穬麦（类麦而壳稍异，福州曰米麦，泉州曰蔚麦，兴化曰穬麦，福宁州曰玉麦，惟穬为古名）。”（何乔远：《（万历）闽书》卷150，明崇祯刻本）更早的《(弘治)八闽通志》：“麦：《广雅》云大，麰也；小，麳也。有类麰而壳稍异者，俗呼米麦，《莆阳志》所谓穬麦，疑即此也。又有一种曰荞麦。”（陈道修、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25，明弘治刻本）《（嘉靖）安溪县志》：“麦有三种，有大麦、小麦、米麦（颗大，《本草》所谓穬麦也）。”（汪瑀、林有年：《（嘉靖）安溪县志》卷1，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卷13）、《（嘉靖）仙游县志》（卷1）、《（崇祯）海澄县志》（卷11）。这说明一种俗呼玉麦或米麦，古所谓穬麦的品种在福建地区就比较普遍，只是各地方言异称、记载惯例不同而已。而如果以这类麦子的传统类名“穬麦”来检索，江南各地的记载就相当普遍了。
福建方志这方面的信息同样也能回答佟屏亚先生的质疑。佟先生对曹氏论述认真追究过，念之肃然起敬！佟先生的最终看法是否定的，但他明确承认：“古籍中的玉麦是否就是后来栽培的玉米呢?至今尚未查出有植物形态学方面的记载可以佐证。”也就是说明代方志中没有任何相关描述可以证明玉麦为玉米——这是其他论者不愿正视甚至明显回避的，却如曹先生所论，有不少记载明确显示，所谓玉麦与前引福建方志所说穬麦、玉麦、米麦一样，都是大麦、小麦类作物。典型如甘肃《（嘉靖）平凉府志》明确记载番麦（玉米），同时记载玉麦：“春麦、青颗、玉麦（似春麦粒而大且白）。”（赵时春：《（嘉靖）平凉府志》卷4、11、13，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建议重温一下曹先生的论证，此类例证他列举不少，笔者不再重复，合前引福建的情况，远非孤证偶例，论者都不应回避！
佟先生没有回避，他的疑问是：“从古籍的文字记述和顺序分析，它确是一种迥异于他种的作物”，虽然明朝中叶南北方志“把玉麦以其'麦’名而与大麦、小麦、荞麦、燕麦并列，但玉麦和荞麦、燕麦一样，显然是不同于大麦、小麦的一种庄稼，也不是'麦’的一个品种”（佟屏亚：《试论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及发展》，《古今农业》，1989第1期，第41-48页）。如果笔者理解无误，佟先生的意思是大麦、小麦、荞麦、燕麦都是明确的一类作物，而玉麦在传统麦子中了无对应的种类，只能理解为玉米，玉米才是可以与大麦、小麦等齐名并列的一类作物。对此笔者转换角度，就古农书、本草类著述以及宋以来方志有关记载，梳理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弄清玉麦在传统麦类中的类属关系及具体所指。
我国传统以麦命名的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荞麦（又作莜）、燕麦（又称瞿麦），这几种人们都耳熟能详。而与大、小麦相近，性状介于两者之间另有一类，即前引福建《（嘉靖）安溪县志》《（万历）闽书》所说穬麦，人们所知甚少。《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小麦、穬麦、瞿麦（燕麦）（贾思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第126-127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所列六百八十种“今时见用药”，于麦类即列“大麦、穬麦、小麦”（孙思邈：《千金翼方》卷1，元大德梅溪书院本）。北宋苏颂《本草图经》：“麦有大麦、小麦、穬麦、荞麦。”（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5，《四部丛刊》影金泰和晦明轩本）元王祯《农书》谷谱记载大麦、小麦（附记青稞）、荞麦（王祯：《农书》卷28，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或三种或四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于谷部麦类列小麦、大麦、穬麦、雀麦（燕麦）、荞麦（别出“苦荞”一目）（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点校本）》卷22，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册第1466-1476页），则涵盖了以往所有麦名大类。这些农书和本草著作的罗述都比较简括，合而言之应为大、小、穬、荞、燕五种，更确切地说是五大类，穬麦居其一。
宋以来地方志的记载则相对复杂些，南北各地种植品种不同，但大致也不外这几类。先看宋元时期，安徽《（淳熙）新安志》：“大麦则有早麦、中期麦、青光麦……小麦则有长穬麦，麸厚而面少，白麦面白亦少，赤壳麦麸薄而面多。荞麦姿荏弱，干赤花白，不类他麦，秋种而冬食。”（罗愿：《（淳熙）新安志》卷2，清嘉庆十七年刻本）浙江《（嘉定）赤城志》：“麦有大、小二种，《广雅》云：大，麰也；小，䅘也。今小者有赤、白二色，以赤与白名者，取其色。又有名穬麦、蚕麦者。别种曰荞麦，秋花冬实。”（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江苏《（宝祐）重修琴川志》：“麦（大麦、小麦、荞麦、舜耳小麦）。”（孙应时、鲍廉、卢镇：《（宝祐）重修琴川志》卷9，清道光影元抄本）《（至顺）镇江志》：“麦，有大、小之分。大麦之种有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种，然又早熟；曰黄秆，后熟。小麦之种有三：曰赤壳，曰白壳，曰宣州晋。……又有乔麦，秋花冬实，亦堪作面。”（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4，清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这都是长江下游以南地区，燕麦主要见于北方种植，因而大多未记载，一般多举大、小、荞三类。而另有穬麦一类，或以类名，或单出一品，或附在大小麦名下罗列具体品种，如赤壳、白壳、舜耳小麦之类即是。
与大、小、荞、燕麦相比，穬麦记载不够稳定、规范，这与穬麦类作物的特性有关。苏颂《本草图经》：“穬麦有二种，一种类小麦，一种类大麦，皆比大、小麦差。”（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5）穬麦介于大、小麦之间，早在《齐民要术》时代，就因或近小麦、或近大麦而有大、小不同归属（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126、130页）。加以亩产量多不如大、小二麦，因而地位远逊，各地记载或有或无，或分属大、小麦，或散举具体品种，情况各异。
明朝方志记载也复如此，各地多只记载大麦、小麦、荞麦三类，如福建《（嘉靖）宁德县志》：“麦（大、小、荞三种）。”（闵文正：《（嘉靖）宁德县志》卷1，明嘉靖十七年刻本）江苏《（嘉靖）高淳县志》：“麦（大、小、荞）。”（刘启东、贾宗鲁：《（嘉靖）高淳县志》卷1，明嘉靖四十一年重刻本）山东《（嘉靖）濮州志》：“麦有大、小、荞三种。”（邓韨：《（嘉靖）濮州志》卷2，明嘉靖六年刻本）河北（含京津）《（万历）顺天府志》：“麦有三种：大、小、荞。”（沈应文、谭希思、张元芳：《（万历）顺天府志>卷3，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但也有不少方志载及四类。如江苏《（嘉靖）昆山县志》：“大麦 、小麦 、（禾畾）麦、荞麦。”（杨逢春、方鹏：《（嘉靖）昆山县志》卷1，明嘉靖十七年刻本）浙江《（万历）杭州府志》：“麦为麰，为麳，为（禾畾） ，为荞。”（吴自新、刘伯缙、陈善：《（万历）杭州府志》卷32，明万历七年刊本）（禾畾）（lèi）麦，多见于江浙尤其是苏南方志（请见杨子器、桑瑜《（弘治）常熟县志》卷1，明弘治十六年刻本；钱肃乐、张采《（崇祯）太仓州志》卷5，清康熙十七年递修本；李铭皖、谭钧培、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20，清光绪八年刻本），其义与穬麦同，主要指更近大麦的一类，青稞（圆麦）即其中一种。福建《（万历）龙游县志》甚至有更为简洁的概括：“麦有大、小、米、荞四种。”（万廷谦、曹闻礼、锺相业：《（万历）龙游县志》卷4，民国十二年排印本）所谓米麦即玉麦，是穬麦中的一种，更早《(弘治)八闽通志》所载亦然。四川《（万历）嘉定州志》：“荞之属有甜有苦，有春有冬。麦之属有小麦作面，有大麦，有青窠作饭。又有燕麦，一名油麦，亦作面。”（李采、范醇敬：《（万历）嘉定州志》卷5，明万历三十九年修民国抄本）是四类外多了燕麦。河北《（崇祯）固安县志》：“麦：大、小、穬、无芒、荞。”（秦士奇、侯奉职等：《（崇祯）固安县志》卷3，明崇祯五年刻本）无芒麦正是穬麦中的一种。其他省区类似的现象仍多，可见麦分大、小、荞三类或大、小、穬、荞四类，也是明朝方志麦类记载的通例。
而方志记载“玉麦”之名，将其与大、小、荞等并列，则主要见于河南、甘肃、宁夏、湖北、云南一些地区。其中以河南出现最早，也相对普遍，多被论者视为我国玉米初传的证据，这里重点一说。嘉靖十九年（1540）《许州志》：“大麦、小麦、裕麦（即穬麦）、荞麦。”（张良知：《（嘉靖）许州志》卷3，明嘉靖十九年刻本）所谓裕麦即玉麦，同音异书，这是我国方志最早的玉麦信息。稍后嘉靖三十年《襄城县志》：“大麦、小麦、荞麦、玉麦。”（林鸾：《（嘉靖）襄城县志》卷1，明嘉靖三十年刻本）襄城属许州，今同属河南许昌市。嘉靖二十七年《尉氏县志》：“大麦（曰春大麦，曰米大麦，曰三月黄，曰绦儿）、小麦(曰蝤子，曰黄皮，曰糙，曰粗，曰光头，曰春小麦，曰白麦，曰黑芒，曰红芒，曰白芒，曰铁杆糙，曰玉麦)、荞麦。”（曾嘉诰、汪心：《（嘉靖）尉氏县志》卷1，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玉麦作为小麦之一种。嘉靖三十四年《巩县志》：“谷之属：黍、稷、稻、粱、粟、麻、菽、麦、荞麦、秫、麰、稗、豆（六种）、玉麦。”（周泗、康绍第：《（嘉靖）巩县志》卷3，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虽然次序有些混乱，但麦类依次为麦（小麦）、荞麦、麰（大麦）、玉麦四类还是明确的。稍带看看清初的情况，《（顺治）封丘县志》：“麰麦、麳麦、玉麦、荞麦。”（余缙、李嵩阳：《（顺治）封丘县志》卷3，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顺治）温县志》：“大麦、小麦、玉麦、乔麦。”（李若廙、吴国用：《（顺治）温县志》卷上，清顺治十五年剜改补修本）都是四麦并载，可见与上述南北各地大同小异，只是把其他地方所说穬麦换成了玉麦。
何谓玉麦？最早记载玉麦的《（嘉靖）许州志》即明确交代“裕麦（即穬麦）”，清陕西《（康熙）山阳县初志》说得更明白：“小麦穬似小麦，粒亦肥，俗呼裕麦。”（秦凝奎、梁渟、李曰栋：《（康熙）山阳县初志》卷3，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可见所谓玉麦属于传统穬麦，是穬麦中的一种。河南方志中类似的名称应属同类，临颍为许州属县，《（嘉靖）临颍志》大麦中的米大麦，小麦中的白小麦（卢镗、林枬：《（嘉靖）临颍志》卷4，明嘉靖八年刻二十年增刻本），《（嘉靖）鄢陵志》小麦中的“白麦、御麦”（刘讱：《（嘉靖）鄢陵志》卷3，明嘉靖十六年刻本），还有清《（顺治）固始县志》麦类中的“米大麦、玉小麦”（包韺：《（顺治）固始县志》卷2，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名称稍异，都属此类品种。所谓“御麦”应是玉麦同音异书，同期相邻陕西方志记载的御麦性质相同（赵廷瑞、马理《（嘉靖）陕西通志》（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卷35：“关中有黑芒麦；有无芒者为和尚麦；色白者为白麦；色紫者为紫麦，紫麦面多；有色白而粒甚肥大者为御麦，可为饼及蒸食；早熟者为三月黄：皆小麦也。”李鸿渐、任庆云、朱朝弼《（嘉靖）商略商南县集》（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卷上：“小麦……色有白有紫，又有色（引者按：色或为包误刻）大而粒肥者为御麦，可为饭为饼为蒸食，秋后嘉。”），所指都是这类穬麦。而湖北《（嘉靖）归州志》：“玉麦，小麦类，少大，白色。”（郑乔：《（嘉靖）归州志》卷1，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河南《（乾隆）原武县志》：“小麦，有红、白二种，其大粒者为玉麦。”（吴文炘、何远、薛乘时：《（乾隆）原武县志》卷2，清乾隆十三年跋刻本）这些进一步的描述都显示，所谓玉麦(裕麦)是传统穬麦中更近小麦的一类，麦粒较大，皮色偏白，因而有玉、白等名称。佟屏亚先生文中脚注介绍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李长年教授的观点，认为明朝豫西方志所谓玉麦即今所谓白皮小麦，这一意见也值得重视。
河南等地方志之所以多记载玉麦，应是这些地方在典型的大、小二麦之外，所种穬麦以这种皮色偏白的玉麦为主（江浙一带方志多记载��麦、元麦，都是更近大麦的一类。元麦也作圆麦、青稞）。不难想见，地缘关系紧密的地区作物品种及名称多相近，方志记载也更多相互借鉴、抄袭的现象，因而北方地区多记载这类品种。清乾隆以来，河南各地玉米种植已较普遍，方志中的玉麦记载仍相沿不绝。如《（乾隆）太康县志》《（民国）宜阳县志》物产谷、粟、稷类中记载玉蜀秫（玉米），麦类仍记载玉麦（武昌国、胡彦昇、宋铨：《（乾隆）太康县志》卷3，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张浩源、林裕焘、王凤翔：《（民国）宜阳县志》卷3，民国七年铅印本）。笔者撰写这段文字时，检得2019年郭云奇先生《玉米在河南的传播种植及其农业经济价值》一文，对河南境内玉麦与玉米的名实关系有更充分的举证阐述，认为明至清初河南方志所载玉麦都“非玉米”，各地明确的玉米记载始于乾隆朝以来（郭云奇：《玉米在河南的传播种植及其农业经济价值》，《农业考古》2019年第3期，第47-54页），这也正进一步印证了曹树基先生的观点与笔者这里的讨论。不仅是河南，明朝南北各地方志记载的玉麦都是如此，除个别特殊情况外，都是介于大、小麦之间更近小麦的传统穬麦类作物，而不是玉米。
二、明朝云南方志所载玉麦也非玉米论者更为重视的是明朝云南方志记载的玉麦，这是西南陆路传入说的主要证据。即使有论者对曹氏论述明确表示“基本认同”（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第44-56页），也未能一视同仁，仍坚持将同期云南方志完全相同的记载视作玉米，因而有必要专门提出一说。
论者所举主要有嘉靖四十二年《大理府志》：“来麰之属五：大麦、小麦、玉麦、燕麦、秃麦。”（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卷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明嘉靖四十二年本）万历三年《云南通志》记载：“（云南府）来麰之属四：大麦、小麦、燕麦、玉麦。”“（永昌军民府）来麰之属四：大、小、燕、玉。”该志以下顺天、大理、蒙化、姚安、景东、顺宁、北胜等州府物产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2、3、4，民国二十三年龙氏重印本。该志通称隆庆《云南通志》，然李元阳序署年八十，是万历四年（1576），纪事至万历五年，故改称万历志）。两志同署滇人李元阳（1497-1580）编纂，前后绍述关系明显。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记载较河南等地归类更为明确，都赫然标目“来麰之属”即大、小麦之类，而没有一丝性状说明指向玉米。四麦并称也与北方河南、甘肃等地记载同出一辙，所谓玉麦应即上述古穬麦之属而非玉米。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云南方志最早的玉米记载是《（天启）滇志》：“（云南府）荞有甜有苦；稗有山有糯；麦有大、小、燕、玉、西番。”（刘文徵：《（天启）滇志》卷3，清抄本）所谓“大、小、燕、玉”显然承《（万历）云南通志》“来麰之属”四种，而最后添加的“西番麦”，与明中叶浙人田艺蘅《留青日札》、王世懋《学圃杂疏》等所说一致（引文见后），这才是明人通行的玉米名称，因名“麦”而附于诸麦后，时间已属明末，远在不少内陆记载之后。玉麦与西番麦（玉米）并载，显然也非同一作物。《（天启）滇志》广为人知，云南陆路传入论者也多引用该志，而这一“玉麦”与“西番麦”并载的情景却无人提及，更不待说有任何解释！
为何在长江以南，独有云南将玉麦与小、大、燕、荞诸类并载?起因在《（嘉靖）大理府志》，这是云南方志玉麦记载的源头。该志通称滇人李元阳纂，而据卷首赵汝濂序，大理府志由嘉靖二十年（1541）知府蔡绍科（浙江黄岩人）创始，嘉靖三十一年知府毕鸾成书梓行。李元阳序称其修志在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间，适值云南编纂《通志》，“令所部各以志送官”，因而时间仓促，匆匆而成，主要只是调整“凡例纲目”“重加编辑”。笔者检今存志中内容，纪事最晚为卷二“堤坝”类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水，这正是毕氏修志完成的时间，可见该志内容实出毕鸾主修本。毕鸾，陕西凤翔人，知大理府前曾任河间府(治今河北河间)通判、朔州（今属山西）知州等职，对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应比较了解，是将北方地区通行的“大、小、玉、荞”等麦类知识移用到《大理府志》中，在方志编纂中这种相互借鉴袭用的现象较为普遍。而易荞麦为燕麦，也应是其故乡和河北、山西一线更多种植燕麦的经验所致。李元阳编纂《（万历）云南通志》进一步沿用这些内容，至明末昆明人刘文徵《（天启）滇志》增加“西番麦”而成五种，这才是云南方志记载玉米之始！
入清后，康熙三十年《云南通志》（卷12）、三十五年《云南府志》（卷2）乃至嘉庆十三年《滇系》（卷4之一）都沿袭《（天启）滇志》大、小、燕、玉、番（《滇系》作西方）五种并载，这一情况西南陆路传入论者也多回避不提。而大致同时和稍后，康熙三十七年《蒙化府志》、康熙四十一年《永昌府志》在“大、小、燕、玉”外，前者改番麦为红须麦（蒋旭、陈金珏：《（康熙）蒙化府志》卷1，康熙三十七年刻本），后者除记载“来麰之属”的玉麦外，另出一玉麦附在杂谷之末：“玉麦（江浙呼为玉粟）。”（罗纶、李文渊：《（康熙）永昌府志》卷10，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此处玉麦所指为玉米。两志玉米名称的变化，应包含了一些种植新迹象，标志着云南各地实际传种的展开或开始。乾隆、嘉庆以来，随着川、黔、楚、粤入滇移民大幅增加，外来移民种植玉米兴起，云南方志物产中的玉米出现频繁，名称异源多端，玉麦与玉米共名互释的现象才逐步流行起来。即便如此，玉麦作为“来麰”（大小麦）中一类，与作为玉米的包谷或西方麦并载的现象仍较常见，如《（道光）大姚县志》（卷6）、《（道光）昆明县志》（卷2）、《（咸丰）南宁县志》（卷4）、《（民国）大理县志稿》（卷5）、《（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62）即是。而返观康熙三十五年前，云南方志记载玉米都只称番麦或西番麦，所载玉麦之名最初来自北方，至少在明朝所指都只是穬麦类作物而非玉米。
三、所谓兰茂《滇南本草》的玉米内容不宜视作明朝证据除方志外，主西南陆路传入说者多引明朝滇人兰茂《滇南本草》的玉米内容为证。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南瓜初传情况的讨论中，有论者引《滇南本草》的南瓜以证云南南瓜之早，笔者对此已有异议（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阅江学刊》2018年第2期，第114-134页）。现存《滇南本草》版本不一，内容涉及多种美洲新大陆作物，关乎这些作物在我国的种植历史，对该书作者及其成书时代的把握尤其是书中具体内容的引用，要特别谨慎才是。
通称该书作者为明初滇人兰茂，然远不确实，学界有关认识分为两派。一派是明确否定的，以民国经利彬、今人张廷瑜、邱纪凤等为代表（张廷瑜、邱纪凤：《〈滇南本草〉的版本与作者》，《云南中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第30-34页）。主要理由是清乾隆以前各类兰茂事迹记载中未及此书，《滇南本草》所载药物多有涉及明中叶以后乃至清朝者（经利彬：《滇南本草图谱序言》，《滇南本草图谱》卷首，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7年）。另一派意见以云南于乃义、于兰馥等《滇南本草》整理者为代表（于乃义、于兰馥：《“滇南本草”的考证与初步评价》，《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第24-32页），认为诸传本多称著者为兰茂，兰氏应始著此书，后世传本不同，应是不断增补改易而成。
笔者赞同前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明《（正德）云南志》兰茂传:“兰茂字廷秀，杨林千户所籍，河南洛阳人。年十六时，凡诗史过目辄成诵。既冠，耻干利禄，自扁其轩曰止庵，号和光道人，自作《和光传》，又称玄壶子。所著有《玄壶集》《鉴义折衷》《经史余论》《安边策条》《止庵吟稿》《山堂杂稿》《碧山樵唱》《桑榆乐趣》《樵唱余音》《甲申晚稿》《梅花百韵》《秋香百咏》《草堂风月》《蘋洲晚唱》《韵略易通》《金粟囊》《中州韵》《声律发蒙》《四言碎金》等书，滇人多传之，其余医道、阴阳、地理、丹青无不通晓。治家冠、婚、丧、祭一体文公（引者按：朱熹）家礼，男不入内，女不出外，不作佛事。年七十而卒。”（周季凤：《（正德）云南志》卷21，《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明嘉靖翻刻正德五年刊本）今人考兰茂生卒年为洪武三十年（1397）、成化六年（1470）（王宏凯：《明代药物学家和音韵学家兰茂及其著述考》，《文献》1987年第4期，第227-239页），《（正德）云南志》刊于正德五年（1510），离兰茂去世仅40年，所记各类著作达19种之多，应是极为详备，今多失传，却无任何医书，可见所谓“医道、阴阳、地理”应只是通晓，未有著述传世。这对《滇南本草》兰茂著述说，是很有力的反证！明以来各类文物载籍、资料信息日益繁盛，明至清初数百年间也未见有人提及此书。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李澄中视学，亲至兰茂故里，慕其事迹，为捐俸建祠纪念，所撰记文称兰茂“凡黄冠缁流、医方卜筮、星历风角之书靡不穷究其奥”（李澄中：《兰隐君祠堂记》，范承勋、王继文、吴自肃、丁炜《（康熙）云南通志》卷29，康熙三十年刻本），也没有提到《滇南本草》或其他医著，是此时兰茂乡里仍无该书信息。
该书清嘉庆、道光以来渐见引用和记载，书中内容又有不少明显出于后世乃至清朝，应属后人托名撰作或杂辑而成。兰茂为滇中名士，蜀人杨慎即有诗赞其为人（杨慎：《赠贾东畮庚寅岁作附此》，《升庵集》卷3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德、万历云南通志均盛赞其德行、才学，又称其通“医道”，后人编述辑录托名以传，也不难理解。同样，传兰氏所著《医门擥要》，也发现有不少兰茂身后出现的方剂，疑由光绪间最初刊刻此书的管濬编辑家传医学经验而成（兰茂：《重订医门擥要》，清管暄、管濬校订，楚更五、李平整理，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5页）。《（道光）昆明县志》药论：“《滇南本草》旧传兰茂作，考茂为明初人，其卒在正统以前，而此书自序题崇祯甲戌（引者按：七年），其为依托可知矣。”（戴絅孙：《（道光）昆明县志》卷2，清光绪二十七年刊本）这是笔者所见云南方志最早载及，却是明确否定的态度，所见序言时代明显错误，应是托名者浅陋无知所致。
附带一提的是另又有明人沐琮《滇南本草》，亦名《苴兰本草》，今传本收药300多种，有华夏出版社版《中国本草全书》影印本，所见条目内容与所传兰茂本大同小异。沐琮（1450-1496），一作沐忠，字廷芳，祖籍定远，世守云南，成化元年（1465）袭爵黔国公。“平居嗜学，书史不释于手，至于阴阳、卜筮、星命之说无不究心”（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9）。民国赵藩记其父言：“相传辑云南药品者有三家”，一沐琮，名《苴兰本草》，二兰茂，三杨慎，均名《滇南本草》。“沐、杨惟传抄本，兰有旧坊刻本”，“至新坊刻兰本，则太糅杂，且书中时称止庵先生，决为无识者窜乱止庵之书矣。惟道光中皖人孙兆蕙以同知官滇，其人习医工绘，得杨慎传钞本、兰茂旧坊刻本，乃合校而汇编之，凡得药四百一十种，分载兰、杨之说，亦间附己说，自绘为图而刊之，曰《一隅本草》，其书尚可备医家之用”（兰茂：《滇南本草》卷首，《云南丛书》本）。孙兆蕙，顺天宛平（当今北京西南郊）人，道光间任云南府呈贡（今属昆明）（龙云、卢汉、周锺岳：《（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3，民国三十八年铅印本）、顺宁知县（李星沅：《附奏已革知县捐输开复片子》，《李文恭公遗集》奏议卷13，清同治五年李概等刻本）。可见所谓《滇南本草》应有多种源头，今所见载药400种以上者应融合不同作者多种传本内容，形成于清道光以来。
上述两派观点实际抵触不多，该书是否源于兰氏所著各有其理，也均无彻底推翻对方的确证，但至少有一点是大家共同的，即今所见《滇南本草》内容决非尽出兰氏所著，甚至也非尽属明朝，应是明中叶以来尤其是入清后多种同类著述分别传抄，相互吸收，逐步汇聚融合形成的。因而不能将书中内容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明朝已有甚至兰茂所作。今存《滇南本草》《苴兰本草》诸本无一属于明朝，刻本则尽出晚清，所谓明正统本、嘉靖本、崇祯本都只见于记载或传说，作者、时代未即可信，更无法确认今存诸本哪些内容出于这些古本。对于传本具体药物条目的写作时代，应综合考虑内外各方面的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论者都承认抄绘本《滇南本草图说》是现存最早、文本内容有明确年代标识的版本。该本载药280余种，有一些序言、抄写手记类文字是正文抄成后见缝插针陆续补抄插入的。卷九至卷十二目录后有题作《滇南本草》的文字，在讲了一通《神农本草经》后，称“余又采诸家不备之性种种著之，以为家常之用，而又以求一方之疾也”，署名“滇南守一子撰”，显然是篇序言，为范洪（字守一）撰。全文另两处尤其是最后有“以上计一百有零”，“止庵先生著，守一子述”等字样。这些如属实，则说明该本内容最初可能出于范洪所撰，所载药物数量十分有限。卷六末又有“大明嘉靖丙辰年正月滇南守一子范洪抄录，至大清康熙丁丑年滇南高宏业又抄录”，“至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朔日朱景阳又抄”，可见范洪撰本出现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清康熙、乾隆间迭经递抄增补。至少该本卷三“菊花参”条述及清初吴三桂与陈圆圆事，显系清人所增。今本《滇南本草图说》所属时代最早也只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而不是明朝。
我们以《滇南本草图说》为据来考察《滇南本草》的玉米内容。该书今有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卷五：“玉蜀黍，一名高粱，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调胃和中，祛湿散火清热，所以今多用此造酒最良。”卷九：“玉米须，性微温，味甘甜，入阳明胃经，宽肠下气，治人乳结肿痛，其功神速，未可视为弃物而忽之也。”两条分归不同药类，所说玉米名称也不同，显然写作于不同时代。
首先看“玉蜀黍”条。明《（天启）滇志》、清康熙《云南通志》《云南府志》记载玉米都只称西番麦、番麦，后世云南方志多称包（苞）谷、玉麦。玉蜀黍之名出自《本草纲目》，这一名称在明朝言者不多。不难看出，该条有关性味、功用的说法都出于《本草纲目》。而最后进称玉蜀黍造酒则暴露了这段文字所属时代。玉米之传入，从种植食用到用以制酒应有一个漫长过程，晚明江苏太仓穆世锡《食物辑要》始提及玉米“可作酒”（引文见后），云南这方面的信息远在其后。《（景泰）重修云南图经志》记载“俗尚（口帀）酒”之风，称“俗以米麦酿酒”（郑颙、陈文：《（景泰）重修云南图经志》卷2，明景泰六年刻本），是说以杂谷酿酒。笔者反复检索云南方志，清同治间昭通永善教谕、屏山人许印芳（字印山）《朴窝行》：“苞谷酒，洋芋羹，二美天下莫与臻。”（卢金锡、杨履乾、包鸣泉：《（民国）昭通县志稿》卷6，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可见晚清时玉米酿酒之风明确兴起。而此条称“今多用此造酒”，是新近出现的情况，时间应不早于乾隆年间，至少也在入清后。
第二条以“玉米”为名，出现在明朝更不可思议。“玉米”之名始见于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清康熙间偶有方志使用。至于药用，李时珍时代尚只知以玉米谷实、根叶入药，玉米须入药应在其后。值得注意的是，查明清各家本草方书，均未见言及这一用法，应属《滇南本草》首载，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中药大辞典》著录“玉米须”文献出处，于古代也唯列《滇南本草》。有清一代南北各地以云南种植玉米最盛，这一药用发明最早出现在云南十分可信，时间也在乾隆以来云南各地玉米种植兴盛之后比较合理。
综合上述版本和内容信息，笔者认为今存最早的《滇南本草图说》两条玉米内容出现时间不会太早，应都在入清后，更有可能是乾隆以来。后出版本相应内容更不待说。无论是视《滇南本草》全然明人所撰，还是以其中玉蜀黍、玉米须为明人所说，既无任何明朝文献依据，时间也不够合理。以此证明玉米在云南出现之早，甚至归诸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都远不可靠。
四、贵州、广东、福建方志所谓明朝玉米信息均不可靠论者就贵州、广东、福建等南方边疆、沿海省区明朝方志也挖掘出零星与后世玉米相关的作物名称，视为玉米传种的证据。但笔者一一查证斟酌，发现均不可靠。
（一） 贵州《（道光）遵义府志》所载明母扬祖《利民条约》清《（道光）遵义府志》记载农桑之事，附录明绥阳知县母扬祖《利民条约》：“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种秋禾、王米、粱、稗、菽豆、大麦等物，俱不知种黍、稷与小麦。本县初到任时见少此三谷，以为地之不产也，试以近郭官土种之，籽种少而大有所获。其粒较北方略小，其味与性不减北方，高过吴楚之产数倍。稷即土人所谓大、小谷，宜生地，小麦宜熟地，黍宜高地，豌豆宜秋后闲田，菱藕、水芋宜沮洳下地，杂谷可以备荒者，无不可以相地种之。”（平翰、郑珍、莫友芝：《（道光）遵义府志》卷16，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这里的“王米”，论者多识作玉米，视作贵州玉米始传证据。即便退一步说，这里的“王”字误刻为“玉”字——这在古代地方志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只要认真读一下这段文字，就不难看清，这里所说王米或玉米，是当地山民传种已久的本土作物，而非外来物种。母扬祖是天津人，万历中期在此任职，劝民种植北方的“黍、稷与小麦”品种。而所说“秋禾、王米”是贵州原有粟类作物，在他看来产量不高，有必要大力改种。《（乾隆）贵州通志》记载思州府物产：“粟，即小米，有黄、白二种。”（鄂尔泰、张广泗、靖道谟、杜诠：《（乾隆）贵州通志》卷15，清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贵州方志记载此类物产较为普遍，各地征赋也多此种土产小米。《（光绪）黎平府志》有具体介绍：“黄米、白米，粟也。粟本五谷中之一，粱属也，北方直名之曰谷，今因之。脱壳则为粟米，亦曰小米，曰黄米粟，曰白米粟……”（俞渭、陈瑜：《（光绪）黎平府志》卷3下，清光绪黎平府志局刻本）所谓王米应即这里小米中的黄米粟，王、黄音近转写而已。如果改为玉米，所指也只能是这里的白米粟，同为贵州各地传种已久的本土作物杂粟，而不是产量较高的外来作物玉米。
（二）广东《（万历）龙川县志》珍珠粟前辈学者举《（万历）龙川县志》所载“粟（鱼春、牛尾、老鸦胆、大米、珍珠、小黄）（林庭植、庞尚鹏：《（万历）龙川县志》卷2，清抄本），认为这里的珍珠粟为广东玉米的最早记载。但正如曹树基先生所说，后世龙川志记载珍珠粟都严格归为粟类，最明显的是《嘉庆）龙川县志》：“粟：《尔雅翼》曰，谷之最细而圆者为粟，有鱼脊、牛尾、老鸦、大米、珍珠、鸭脚之名。”（胡瑃、勒殷山：《（嘉庆）龙川县志》第39册，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指明珍珠粟为北方所谓小米之类。
岭南地热，不宜种麦，谷物稻之外多以粟为名。为谨慎起见，笔者就爱如生《中国方志库》两集所收明朝广东方志所见粟、黍、稷类作物逐一核查，无丝毫玉米迹象。值得注意的是，珍珠粟又确实是广东方志记载玉米常用的名称，最早见于清康熙二年（1663）《阳江县志》：“粟：即粱也。又一种名珍珠粟，其仁如豆。”（范士瑾：《（康熙）阳江县志》卷4，清康熙刻本）在粟中附录传统未有品种，实大如豆，应指玉米。稍后康熙二十六年相邻阳春县志有更明确的记载：“珍珠粟：正二月种，五六月熟，每一本结实三包，毎包裹子数百粒，状若石榴子而黄，亦有一种红色者，宜园圃中种之，生熟俱可食。”(康善述：《（康熙）阳春县志》卷14，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此后珍珠粟与包粟（或苞粟）成了广东各地方志记载较为常见的玉米名称。而上溯同一地区明万历四十二年《雷州府志》、纪事讫于崇祯十三年（1640）的《肇庆府志》，两志物产志十分详细，也都列有不少粟、稷品种，后者还多引阳江物产为例，却都未见珍珠粟之名，可见作为玉米的珍珠粟在阳江的出现应在入清后。这里地处广东西南海滨，有更多机会从海上获得，因新近出现而以传统珍珠粟之名附类称之。民间种植较方志记载超前，传入时间最早也只在明末。
（三）福建《（万历）泉州府志》郁麦论者有举《（万历）泉州府志》所载郁麦为明福建玉米之证：“郁麦（壳薄易脱，故名，晋江出）。”(阳思谦、黄凤翔、林学会：《（万历）泉州府志》卷3，明万历刻本)该志同时记载大麦、小麦、荞麦、五叶麦合五种，郁麦与五叶麦都应属穬麦类。就其所注提示，看《（乾隆）晋江县志》：“郁麦（壳薄易脱，米如大麦）。”所说性状更为明白，是近大麦的一种。该志省去五叶麦，为大、小、郁、荞四麦，正是南北方志记载麦类之通例，最后增加一则：“番大麦（一名御米，有红、黄诸色）。”(方鼎、朱升元：《（乾隆）晋江县志》卷1，清乾隆三十年刻本)这才是玉米，可见明代府志所载郁麦决非玉米，而是古穬麦之一种，也即《（万历）闽书》所说玉麦、蔚麦之类，同音异字而已。
在东南海路传入的说法中，福建备受重视，有论者引外国传教士回忆录称，公元1575年（万历三年）经漳、泉、福州，政府收玉蜀黍（玉米）实物税，并提供了具体数量(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二）》，《世界农业》1979年第5期，第21-31页)。数量大得有些荒诞，论者也普遍表示怀疑。此外有所谓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公使团在泉州田间看到玉米的报道(杨钦章：《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在泉州的所见所闻》，《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年第1期，第74页)。两者所说或为一事。然查明朝福建方志，各地征税多夏钞秋粮，福建产稻为主，所征秋粮尽为稻米(陈效、周瑛、黄仲昭：《（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卷10，清同治十年)，不可能是新来的玉米。此时玉米在旧大陆种植尚未广，应是说者未辨而误记，西方人对稻米同样十分陌生，所指应为福建盛产的稻米，而误认作玉米。明朝福建方志数量较多，笔者用“番麦”“御麦”“玉麦”“番（蕃）豆”“包（苞）粟”“包（苞）黍”“包（苞）谷”“包（苞）米”“蓣米”“玉＋米”“玉＋黍”“玉＋粱（梁）”等单一或组合条件在爱如生《中国方志库》“福建”部分逐一检索，未见丝毫玉米信息。入清后最早的疑似信息是康熙五十二年《同安县志》：“番麦，状如薏苡。”(朱奇珍、叶心朝、张金友：《（康熙）同安县志》卷4，抄本)名列大、小麦之间，番麦是明人明确记载的玉米名称，以薏苡形容玉米也见于《本草纲目》。《（雍正）永安县志》的记载则可以完全确认：“黍之属曰芦穄（即芦粟也。一种名御麦，土呼㯶包粟……）。”(裘树荣等：《（雍正）永安县志》卷5，清道光十三年重刻本)后续《（道光）永安县续志》对应的记载更为详明：“包粟：又名蓣米，中别出一苞，如粒鱼子形，苞上出须垂垂，苞拆则子颗颗攒簇，大如㯶子，黄白色，可熟而食。”(孙义、陈树兰、刘承美：《（道光）永安县续志》卷9，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都明确是玉米。
关于福建的玉米种植，《（乾隆）福宁府志》的信息更值得注意。该志记载：“番麦，干似蔗而叶柔，苞从心抽结，如榴味，一名玉米。太守李拔教民广种，可充饥，亦可作酒，传为李公麦。”李拔乾隆二十四年前后在任，大力推广种植玉米，其《请种苞谷议》说：“某前在楚北，曾令民广种，获利甚溥。闽中居临海滨，止解捕鱼，不事耕桑。虽有苞谷，种植无多，不以充粮，罕获其益。某于到任之初，即行令试种，现已成熟，梗大实密，已有成效。现在饬令各县，广行示谕，劝民种植。”(李拔：《（乾隆）福宁府志》卷12，清光绪重刊本)可见至乾隆初年，福建的玉米种植仍极有限。李拔将任职内陆湖北的种植经验来此推广，乾隆二十五年（1760）移任福州，进一步劝民“种包谷”(黄任：《补刻郡守李公去思碑记》，李拔《（乾隆）福州艺文志补》卷4下，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也正是同期，《（乾隆）安溪县志》记载“御米（一名番麦）”，《（乾隆）建宁县志》《（乾隆）长汀县志》记载“苞（包）粟”，相关种植信息才渐见频繁。这些情况表明，福建的玉米种植起步较晚，不待说是明朝，即就清初也迹象难觅，福建作为东南海路玉米传入起点的说法在我国明朝文献中无一丝可靠证据，零星的外国说法缺乏我国文献记载的印证，是否可信值得怀疑。
五、其他可疑明朝玉米信息除了上述几种关涉东南海路、西南陆路传播路径的方志和本草著作外，还有几种其他地区相关文献常为论者提及，所谓玉米信息也值得怀疑。
（一）《（嘉靖）华亭县志》有论者称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华亭县志》记载“番麦”(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第99-111、118页；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0页)，然民国张维《陇右方志录》称该志已佚(张维：《陇右方志录》，《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影民国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著录，当今《华亭县志》附录《历代修志纪略》也未见提及(华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华亭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49页)，不知论者所见何处庋藏。所说时间与明确记载玉米的《（嘉靖）平凉府志》同年，《平凉府志》卷十一华亭县物产中记载“番麦”（玉米），或因此而误会。华亭的玉米出现早，清顺治十六年《华亭县志》物产谷类记载番麦(武全文、佟希尧：《（顺治）华亭县志》卷上，清顺治十六年修（抄本）。抄本“麦”误作“忝”)，论者所说华亭志也或指此种。
（二）《金瓶梅》《金瓶梅》第三十一回记西门庆府上迎春“从上边拿下一盘子烧鹅肉、一碟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儿与妳子吃”(笑笑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7，明崇祯刻本)。西门庆是山东阳谷县人，因而这里所说玉米面通常被视为山东地区最早的玉米信息。《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至万历间，这个时代明确可辨的玉米之名尚未出现，一般所见“玉米”二字连言，是指白米，玉形容米色洁白。如湖北《（嘉靖）归州全志》记载境内有“玉米田”，地在“河东三闾乡屈子基前，有田数丘，屈子（引者按：屈原）耕时出白米似玉”(张时：《（嘉靖）归州全志》归州志·古迹，明嘉靖二十八年刻本)。明正统《道藏》所收道家典籍《真诰》，相传为南朝陶弘景所撰，其中即有“仙道有金真玉米以映天下”之语(陶弘景：《真诰》卷5，明正统《道藏》本)，所说玉米都指精美如玉的白米而已。再看《金瓶梅》中对应的描写，第七回写市井一般人家吃食是：“妇人安排酒饭与薛嫂儿正吃着，只见他姑娘家使个小厮安童，盒子里盛着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十个艾窝窝。”所谓黄米面、玉米面正是两种不同颜色、不同品质的米面，玉米指富贵人家上好的白米而已，不宜视为玉米。
（三）《（崇祯）历城县志》同样是在山东，《（崇祯）历城县志》卷五谷类记载：“小麦、大麦、谷、黍、稷、糁子、稻、粱、稗、玉麦……薏苡、秫（红、白、黑三种，白者佳，与谷相似，米粘，其茎秆似禾而粗大，俗呼高粮）、玉秫（色白味美）……荞麦。”(宋祖法、叶承宗：《（崇祯）历城县志》卷5，明崇祯十三年刻本)这一记载同时含有玉麦和玉秫，所说玉麦属穬麦类，所说秫是高粱，而紧接着的玉秫就有可能是玉米，这颇费斟酌。较为近似的记载如康熙《昌平州志》《畿辅通志》：“秫（红、白二种，白者宜饭，红而粘者宜糕，俗呼高粮）、玉秫（具五色，粒肥大，味美）。”(分别见吴都梁、潘问奇：《（康熙）昌平州志》卷16，清康熙十二年刻本；于成龙、郭棻：《（康熙）畿辅通志》卷13，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乾隆《天津县志》《沧州志》：“玉秫米（叶似秫，实生节间，一株可结数穗）。”(朱奎扬、张志奇、吴廷华：《（乾隆）天津县志》卷13，清乾隆四年刻本；徐时作、胡淦：《（乾隆）沧州志》卷4，清乾隆八年刊本)京、津、冀这几种地志所载玉秫都是玉米无疑，我们回头看几种同期山东方志。《（顺治）招远县志》：“蜀黍（即芦穄，《广雅》谓之木稷，又名荻粱，俗名高粱，有米蜀黍、膏蜀黍二种）、玉蜀黍（即玉膏粱，有五色，田畔、园圃间艺之）。”所说玉蜀黍、玉膏粱显然是玉米，称五色，应是就其玉米须、玉米粒颜色较多而言，与上述京津冀四志所说同。《（雍正）山东通志》：“秫薥（俗呼高粱，红、白、黑三种，白如玉者曰玉秫）。”《（乾隆）兖州府志》：“秫薥（俗呼高梁，红、白、黑三种。其旁出结实，色白者名玉秫）。”《（乾隆）泰安府志》：“秫薥（俗呼高梁，红、白、黑三种，白如玉者曰玉秫）……薏苡仁、玉蜀黍。”《（乾隆）沂州府志》：“秫蜀（俗呼高梁，红、白、黑三种，白如玉者曰玉秫）。”后四志中，《山东通志》《泰安府志》《沂州府志》都指明所谓玉秫是高粱之一种，色白如玉而名玉秫，尤其是《泰安府志》在玉秫外还专门记载玉蜀黍（玉米），是明两者非一物。而《（乾隆）兖州府志》则书写有误，“旁出结实”所说应是玉米，而“色白者名玉秫”又是描述高粱之语，应是编修者粗率所致，文字有错乱，混杂了两种作物的说明。综观山东与京、津、冀三地方志记载，凡强调谷粒“白如玉”者应为高粱中的一种，而记载“具五色”“旁出结实”“实生节间”则是玉米。历城在山东腹地，《（崇祯）历城县志》所说应不出这个规律，“色白味美”的玉秫应是高粱中粒色洁白的一种，当地较为重视，遂另列一目记载。
六、明朝文献可靠的玉米信息排除上述疑似或误认信息，本节着力挖掘，并按时间排比明朝可以确认的各类玉米记载或相关信息。
（一）《嘉靖南畿志》《大明会典》《南京都察院志》等南畿即南京，当今江苏南京。南京为明朝开国首都，都城北迁后作为故都，享有特殊地位。《嘉靖南畿志》第一卷记载京城“苑囿”：“花果园在城南，姜菜园散在城隅，香稻田、番麦厂并在城东，以享宗庙。”(闻人诠、陈沂：《嘉靖南畿志》卷1，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影印本)该志纪事讫于嘉靖十四年（1535），是笔者所见涉及玉米最早的文献，也是我国最早的方志记载。这一记载也为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宁庐安”条所辑录。这是记载专供皇家宗庙四时祭祀用果蔬粮食的种植生产场地，所说番麦即后来所说御麦（引文见后），也即玉米。番麦厂则是番麦种植生产、加工的场地与作坊。清《（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番麦厂“陆顷肆拾捌亩”(莫祥芝、甘绍盘、汪士铎：《（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8，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如果大小未变的话，这应即南京乃至南方地区最早种植玉米的地方。
查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四十二记江南各地征运南京仓署物资“各处起运数目”：“南京锦衣卫驯象千户所：南京光禄寺夏税番麦六十石四斗八升四合六勺。”(申时行：《大明会典》卷42，明万历内府刻本)又卷二百十七“南京光禄寺·良酝署”：“凡每岁五月，南京锦衣卫驯象千户所进细番麦四石，八月六十石磨面，充奉先殿供养。”(申时行：《大明会典》卷217)该典编纂完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所说番麦与《嘉靖南畿志》所载性质相同，同属供应皇家宗庙祭祀。所说五月缴供，与玉米收获季节似有不合，而实际磨面供奉为八月，则完全当令，编纂者或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因麦名而拟为传统大麦、小麦的成熟时间。驯象千户所直属南京锦衣卫，本为御用驯养大象等动物的管理机构，有仓厩、牧场等设施，而光禄寺是掌管朝廷祭祀、膳食宴会用品的官署。前者向后者每年如数缴纳番麦，用于奉先殿祭祀。天启三年（1623）《南京都察院志》也记载南京光禄寺良酝署：“番麦六十四石四斗八升四合五勺九抄五撮九圭二粒，系南京锦衣卫驯象所布种，每年五月内解纳。”(祁伯裕、徐必达、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5，明天启刻本)进一步指明番麦由驯象千户所专门布置种植。可见除《嘉靖南畿志》所说皇家苑囿番麦厂专门种植外，后又由锦衣卫千户所在辖地安排种植以增加供应。
（二）赵时春《浚谷集》《平凉府志》先看《（嘉靖）平凉府志》，人们已多关注。卷四平凉县物产谷类记载“番麦”，有详细小字附注说明：“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薥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赵时春：《（嘉靖）平凉府志》卷4，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卷十一华亭县物产内容完全相同。形态、生长期都十分明确具体，可以完全确认为玉米。该志由赵时春主纂完成，卷首有序，署嘉靖三十九年（1560）。检志中纪事，间有隆庆、万历间事，最晚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显然后来有所增补。
赵时春（1509-1564），字景仁，号浚谷，甘肃平凉（治今甘肃平凉市）人，嘉靖五年（1526）会试第一，历任刑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山西巡抚等。通晓边防事务，以诗文著名，有文集《浚谷集》传世。集中也言及番麦，卷六《秋兴二十二首》其十九首：“庵罗结实似东海，番麦垂绒拟梵天。向使圣人生四海，其心可得而同焉（庵罗俗呼贫婆，佛《藏》亦谓贫婆）。”(赵时春：《浚谷集》诗集卷6，明万历八年周鉴刻本)据集中编年，该诗作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作者休官居平凉故里，所说为自已园中所种外来植物。庵罗果见于佛经，本指芒果，而此处又称贫婆，应属苹果类植物。“梵天”与前句东海对，本应指今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一线，而查《明实录》，这一带明英宗正统至世宗嘉靖年间与明朝未见往来，因此所指与《平凉府志》所说“西天麦”一样，只能理解成来自传统西域。圣人云云是说如果佛主真是同出天下，则万物就不会有这等差别了。《平凉府志》修成于稍后。因有赵时春的诗歌参证，志中玉米内容可系于嘉靖三十九年，最迟也在万历初年，反映的是此间平凉（当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华亭两县的种植情况。
（三）田艺蘅《香宇集》《留青日札》田艺蘅（1524-？），浙江杭州人，其《留青日札》的记载广为人知：“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田艺蘅：《留青日札》卷26，明万历重刻本)而其文集《香宇集》中《御麦》一诗有更多相关内容，《御麦》：“记得将军破虏年，独骑汗马赐朝天。金身许代从夷俗，玉粒先尝进御筵。帝象乐耕灵颖实，宫莺难啄锦苞鲜。吾君不宝殊方贡，异麦重教四海传。”“御麦曾经种籍田，移来西域中兴年。红蕤似线芃芃吐，白粲如珠颗颗圆。苜蓿入宫由大宛，蒲萄归汉自张骞。圣王务本先嘉谷，要使蒸民食有天。”(田艺蘅：《香宇集》续集卷33《癸亥稿诗》，明嘉靖刻本)为两首七律组诗，乃专题咏物之作，作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较《留青日札》早约十年。以往论者未及注意，近见有学者引用(郭云奇：《玉米在河南的传播种植及其农业经济价值》，《农业考古》2019年第3期，第47-54页)。此诗题下对御麦有详细的说明：“其种出自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种于西苑，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诗、注合观提供的信息比较丰富，称“移来西域”，又用苜蓿、葡萄等汉人典故进一步喻指西域，指明是殊方（异域）所贡。又称种于西苑（当今北京中南海及北海），而苞须红色，也与《平凉府志》同。《留青日札》成书隆庆末年，时间在后，应是掇录此诗题注。
（四）李时珍《本草纲目》《本草纲目》：“玉蜀黍（纲目）：［释名］玉高粱。［集解］时珍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㯶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子亦大如㯶子，黄白色，可煠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米［气味］甘平，无毒。［主治］调中开胃（时珍）。根、叶［气味］（引者按：原缺）。［主治］小便淋沥、沙石痛不可忍，煎汤频饮（时珍）。”(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点校本）》卷23，中册第1492-1493页)作者自称编撰于嘉靖三十一年至万历六年间（1552-1578），万历十八年刊印。所谓“苗心别出一苞”，所附图也绘苞籽于茎首，与玉米生长状态不合，根叶气味缺书，可见作者对玉米的了解尚有限。
（五）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御麦”条(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花木考卷5，明万历九年刻本)。此书纂集各类物品奇知珍闻，编者慎氏，浙江湖州人，自序称编辑始于万历元年（1573），成于万历九年。多抄辑旧说，或间出己语，也不尽注出处。此条无出处说明，全然抄录田艺蘅《留青日札》，易“真异谷也”为“真异种也”，仅一字之差。
（六）王世懋《学圃杂疏》《学圃杂疏》：“西番麦，形似稷而枝叶奇大，结子累累，煮食之味亚芡实……按，豆是五谷中之菽，而西番麦、薏苡仁皆谷类，以圃中可植，故得附焉。”(王世懋：《学圃杂疏》豆疏，明《宝颜堂秘籍》本)记自家圃中花果蔬瓜豆竹品种与栽培之法，自序署万历十五年。作者王世懋（1536-1588），江苏太仓人，著名文人王世贞弟。揣“圃中可植”之意，似作蔬类或观赏植物种植。
（七）汤有光《汤慈明诗集》万历扬州诗人汤有光《汤慈明诗集》有《晚集益卿司徒池上渔钓有作》：“亭馆俱临水，过从意爽然。入林烦暑失，开阁好风偏。堤柳藏烟暗，园蔬带露鲜。虎头高卧日，鸡骨乍销年。功已成辽海，身翻钓渭川。阳鱎争吸饵，雌霓下窥筵。御麦来从塞，侯瓜种满田。一尊初结社，孤剑旧开边。”(汤有光：《汤慈明诗集》卷24，明天启二年刻本)顾养谦（1537-1604），字益卿，通州（今江苏南通）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历官福建佥事、蓟州兵备、辽东巡抚、南京户部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等，才望出众，屡任边备，经略朝鲜，功勋卓著，深为朝廷倚重。万历二十二年（1594）乞归故里。汤与顾为挚交，曾客其幕府，此诗作年不明，乃顾氏退居后宴游其园池所作，时间约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前后。“御麦”两句是写顾氏园中所种玉米和甜瓜，性质与《学圃杂疏》所说同，以观赏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称玉米“来从塞”，顾氏久任边塞守备之事，“御麦”句隐含对其边塞之功的赞颂，下句则借秦侯青门种瓜之事誉美其适时辞归之品德。清《（乾隆）直隶通州志》记载麦类分大麦、小麦、元麦（（禾畾）麦）、荞麦多种，另在黍类记载芦穄（高梁）和玉米，称“玉芦穄，亦名御麦，即观音粟也”(王继祖、夏之蓉：《（乾隆）直隶通州志》卷17，清乾隆二十年刻本)，御麦之名正是传承明人所说。
（八）张世臣《（万历）新修崇明县志》《（万历）新修崇明县志》卷三：“五谷类：稷（五谷之长）；金城稻（性硬）、红莲稻 （粒大）……；黍（粒小而圆，可酿酒）；大麦、小麦、（禾畾） 麦、荞麦……。杂植类：家稗、荑稗、芝麻、麻、棉花……蓝、看窠、开蒲、御麦。”(张世臣：《（万历）新修崇明县志》卷3，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该志万历三十二年序刊，主修知县张世臣，河南南阳人。《（正德）崇明县重修志》卷九麦类记载“大麦、小麦、（禾禺）麦、荞麦”(陈文、黄章：《（正德）崇明县重修志》卷9，明正德八年刻本)，而此志专辟“杂植”一类，记载御麦，应是玉米。其名与同时通州顾养谦园中所植一致。前言《（乾隆）直隶通州志》记载御麦之名，所属《（嘉庆）海门厅志》也与穬麦、大麦、小麦、荞麦并载御麦，注称“（御麦）萁如黍，须红白，裹如笋，剖之粒粗密，比如齿”(章廷枫、董曰甲：《（嘉庆）海门厅志》卷2，清抄本)，所指为玉米无疑。崇明今属上海，与江苏南通、海门隔水比邻，命名应属同一地缘传统。
（九）穆世锡《食物辑要》《食物辑要》卷二“谷类”:“玉蜀黍（名玉高粱），味甘无毒，开胃调中，亦可作酒。”(穆世锡：《食物辑要》卷2，国家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明万历四十二年自刻本)穆世锡，字予叔，太仓（今属江苏）人，《（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记其“万历年以荐官太医院院判”(王昶：《（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15，嘉庆七年刻本)。书前自序称自幼多病，因而关心食物治疗养生之效，收集成书。编写“始于万历丁未，成于甲寅，复请正于眉公陈先生（引者按：陈继儒）。而敢付之剞劂，以公四方”，是著于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间。该书目录与正文次序并不完全一致，目录中此条标题不作“玉蜀黍”而是“御米”，应是当地俗称，值得注意。
（十）李应魁《（万历）肃镇华夷志》该志今有高启安、邰惠莉校注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卷二:“回回大麦，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亦不多。形大而圆，白色而黄，茎穗异于他麦，又名西天麦。”(李应魁：《肃镇华夷志》卷2，高启安、邰惠莉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肃镇即明肃州卫，驻今甘肃酒泉。该志李应魁序署万历四十四年（1616），志中纪事止于该年，今存清顺治十四年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本。李应魁，四川内江人，时在钦差整饬肃州兵备副使任上。此条记载与《（嘉靖）平凉府志》的记载一起，为西北陆路传入说的重要证据。所记应是万历后期的情况，所谓“大麦”并非中土传统大麦之意，重点应指籽粒“形大”。有必要提醒注意的是，另还有一种《（万历）肃镇志》，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署李德魁纂修，前有顺治十四年高弥高序言。研究表明，该志内容实抄袭《（万历）甘镇志》，“《肃镇志》实即《甘镇志》。除了书口书名标'肃镇志’以及序作者为不同人名外，其他《序》文字完全一致”，“内容完全一致”(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前言第6页)。台湾成文版《肃镇志》物产志在卷一，无番麦、西天麦、回回大麦之类内容。
（十一）王象晋《群芳谱》《群芳谱》谷谱·大麦·附：“御麦，干叶类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穗苞如拳而长，须如红绒，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出西番，旧名番麦，味甘平，调中开胃。磨为面，蒸麦面者少加些须，则色白而开大。根叶煎汤治小便淋沥、砂石痛不可忍。一名玉蜀黍，一名玉高粱，一名戎菽，实一物也。”(王象晋：《群芳谱》谷谱，明天启元年序刊本)王象晋，山东新城（今桓台）人。《群芳谱》自跋作于天启元年（1621）。不难看出，这段文字主要取材于《本草纲目》《留青日札》，融合两家所说，也有一些新的内容。然笔者认为，王氏对玉米了解应有限，谷谱中详述高粱、黍稷，而将玉米附于大麦后介绍，显然对其生长情况较为陌生。又说玉米别名戎菽，乃传统黄豆通称，相去更远，或玉黍、玉秫之类音近误记。
（十二）徐光启《农政全书》徐光启《农政全书》：“薥秫，古无有也，后世或从他方得种。其黏者近秫，故借名为秫。今人但指此为秫，而不知有粱秫之秫，误矣。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薥秫，盖亦从他方得种，其曰米、麦、薥秫，皆借名之也。”(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明崇祯平露堂本)徐光启（1562-1633），松江上海（今上海市）人。该书主要写作于天启间，去世后由门人陈子龙等修订完成，崇祯十二年（1639）序刊。此段为徐光启本人撰写，所说薥秫是高粱，认玉米与高粱同类而附后交代。
（十三）刘文徵《（天启）滇志》《（天启）滇志》卷三：“（云南府）荞有甜有苦；稗有山有糯；麦有大、小、燕、玉、西番。”(刘文徵：《（天启）滇志》卷3，《续修四库全书》影清抄本)该志纪事讫于天启五年。刘文徵，云南府昆明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梧州知州、绍兴知府、四川右参政等，官至布政使。“大、小、燕、玉”之名显然来自《（万历）云南通志》“来麰之属”四种，新增荞麦明确别为一类，而于西番麦却附于四种之后，显然不知与“来麰之属”（大小麦）异类。刘氏内陆生活经历较为丰富，所增西番麦或据闻知录名，实际了解有限。这一记载也为康熙《云南通志》《云南府志》所承袭，但有清一代云南方志对“番麦”与玉米的关系未见明确提及，可见至少明末至清康熙前期这类记载更多录名而已，未必能准确反映当时实际种植情况。如前所说，云南的玉米种植或者说明确兴起，更有可能始于康熙中叶。
（十四）孙承宗《（天启）高阳县志》《（天启）高阳县志》卷四:“谷之属：……麦、麰麦、燕麦、薥秫、玉薥秫、芝麻、薏仁、荞麦。”(孙承宗：《（天启）高阳县志》卷4，民国抄本)孙承宗，字稚绳，保定府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官礼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崇祯间为蓟辽督师，功勋卓著，后遭魏忠贤排挤，辞官还乡。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进攻高阳，孙承宗率领全城百姓及家人守城，城破后自缢而死 。该志孙承宗序署天启四年（1624），称编写于万历末至天启间，刊刻者序署崇祯六年（1633），纪事讫于崇祯十二年，所记物产反映的应是天启前后的情况。薥秫是高粱，玉薥秫即《本草纲目》所说玉蜀黍、玉高粱，清朝河北《（康熙）畿辅通志》《（乾隆）沧州志》即以玉秫之名记载玉米。这里地近京城，玉米的传入应该不会太迟。
（十五）牛若麟《（崇祯）吴县志》《（崇祯）吴县志》卷二十九：“麦之属：大麦、小麦、（禾畾）麦、荞麦、舜哥麦、紫秆麦、西番麦（形似稷而枝叶大，结子如芡实）。”(牛若麟、王焕如：《（崇祯）吴县志》卷29，明崇祯十五年刻本)牛若麟，湖北黄冈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中区）知县，崇祯十五年以丁忧去官，志序于该年。《（嘉靖）吴邑志》记载麦属仅大、小、（禾畾）、火烧麦、荞，此志后三种为新加，其中前两种为乡土杂色大、小麦品种，西番麦应为新来作物，显然是玉米。《（康熙）吴县志》则基本沿袭崇祯志。
（十六）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本草乘雅半偈》卷十：“（纲目）玉蜀粟，气味甘平，无毒，主调中开胃。根叶气味甘寒，主小便淋沥、沙石痛不可忍，煎汤频饮。核曰：玉蜀粟，别名玉高粱，即今之御粟也。种出西土，近所在亦有之矣。苗叶类蜀黍而肥，又似薏苡而长。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豆状。苗心出苞如㯶鱼状，白须四垂，久则苞裂子出，攒簇如珠也。参曰：中秋出子，悦泽如珠，禀金水之英华，宜入肺与肾，辅先天之生气者也。故司后天之谷府，主调中而开胃，开窍于二阴，治淋沥、沙石痛不可忍也。”(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卷1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卢之颐（1598？-1664？），浙江杭州人，名医之后，幼承家学。自序称天启六年（1626）始作此书，崇祯十六年（1643）完成，当明清之交，书稿遭兵火毁损，乱后整理付梓。“纲目”后是引李时珍所说，“核曰”是自作植物性状的解说，“参曰”后则是药性分析。对玉米的认识较李时珍更为准确，而所说“近所在亦有之”，较《留青日札》所说口气平淡，可见所在杭州一线传种仍有限。
以上十六款共计二十种文献资料，是笔者所见明朝文献中可以完全确认的玉米信息，另有明末顾炎武（1613-1682）《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种具体年份不明而未计。时间分属于明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百年间，略呈递增之势。性质较为分散，既有官方正史，也有地方志书；既有本草、农书类科技著作，也有文人诗文创作、随笔杂纂等。这种零星分散状态，显示出初传时期缓慢发展的典型态势。
七、我国玉米传入的时间、来源我国是东亚大国、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持续发展的辉煌历史，农耕文明极为发达，各类载籍无比丰富，放诸四海罕有其比，任何外来文明的传入只有在我国文献或考古文物中找到切实对应的证据和大致有迹可寻、传承有序的线索，才可望获得历史的认可。玉米这样的外来作物亦然，只有首先依靠我国文献或考古文物的可靠资料，相关历史才可望落到实处。辨明上述明朝文献的真实记载，立足这些可靠证据，讨论我国玉米传入的最初情景，可以相对踏实些。
（一）玉米的名称从上述文献资料可见，我国玉米最初的名称是“番麦”，《嘉靖南畿志》与赵时春《浚谷集》《平凉府志》最早记载皆然，一南一北高度一致，其他记载也大多包含这一信息。《平凉府志》且有十分明确、具体的生物性状说明，可以完全确认我国玉米传入之初名番麦，与同期出现的番瓜（南瓜）、番薯、番柿（番茄）、番椒（辣椒）一样，是明中叶以来传入的美洲新大陆作物。而《（嘉靖）平凉府志》称一名“西天麦”，《学圃杂疏》《（天启）滇志》《（崇祯）吴县志》称“西番麦”，则进一步明确外番的具体方位，即西方。番麦和西番麦可以说是明朝玉米最通行的名称，官与民，东部沿海（江浙）、大西北（甘肃）与大西南（云南）三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和地区都见于记载和使用，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入清后福建方志最初记载也多使用这一名称。
玉米最初何以称“麦”？玉米植株形状和生长习性与我国传统大麦、小麦迥异，明人多说“类稷”“如蜀黍”，或如《（万历）肃镇华夷志》直称“异于他麦”。李时珍改称玉蜀黍、玉高粱，与黍稷、高粱归为同类，更符合生长实际和我国传统谷物命名的习惯，入清后各地方志也多与高粱、黍稷等视为同类。而最初以“麦”命名，明显异常，笔者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出于西方名称的意译，最初来源地，更确切地说最初传来者对玉米名称的译说介绍包含与“麦”有关的信息，下文具体涉及。二是出于西名的音译，据张箭《新大陆玉米在欧洲的传播研究》介绍，哥伦布一行1492年11月15 日的日记记载玉米为Mahiz（马西日），后来西班牙语作maiz,英语作maize(张箭：《新大陆玉米在欧洲的传播研究》，《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43-44页。但张文所说未能注明文献依据。笔者所见下述哥伦布日记中译本的11月15日日记，并全部日记内容均未见提到这一中文译名及相应的外文名称说明：哥伦布《哥伦布航海日记》，孙家堃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张至善编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哥伦布日记》，大陆桥翻译社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年；哥伦布《孤独与誉：哥伦布航海日记 》，杨巍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哥伦布《孤独与誉：哥伦布航海日记 》，杨巍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又见论者引述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的《玉蜀黍专著》记载，哥伦布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称：“我们发现了一种神奇的谷物，它的名字叫麦兹（西班牙文maiz)，甘美可口，焙干，可以做粉。”并称1500年《西班牙年鉴》记载玉米称“梅赛”，“这个名字源于印第安语”(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8页。郑文脚注称这段论说的文献依据为俄文：乌姆诺娃《关于玉米》，莫斯科出版社，1965年，第1-13页)。笔者委托南京地区任教国际教育学院的朋友，请教来自西亚、中亚的留学生，得知土耳其玉米作mısır(ı上不带点，短促发音），乌兹别克斯坦作makkajo'xori，巴基斯坦作makai。如果论者提供的信息也都属实，所谓“马西日”“麦兹”“梅赛”，以及现代中亚诸国玉米的读音，与汉语“麦子”读音近似，至少“麦”之首音高度一致，玉米最初传来或因这些读音取义而以“麦”为名。因此笔者认为，番麦、西番麦之名更多外来因素，无论从记载时间还是事理逻辑看，都应是玉米进入我国最初的名称。（此自然节原文发表时无，相关观点仅以一脚注简要提及，现移为正文并稍作增益）
“御麦”之名出现稍后，嘉靖末年田艺蘅《御麦》诗序称“其种出自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种于西苑，故曰御麦”。所说十分明确，因进奉御用，种于御苑而名御麦。揣其情景，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实施新政，后沉迷道教，嘉靖二十一年（1542）遭宫闱变乱而移居西苑，从此不朝。番麦种于西苑，由此传出，而有此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名称主要见于田艺蘅、慎懋官、汤有光所言，还有《（万历）崇明县志》，应都本于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说，山东王象晋《群芳谱》所言实际也出于此，可见这一名称和相关说法隆庆、万历间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应有一些民间风闻的色彩。
大约与田艺蘅《留青日札》同时，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玉蜀黍”一目，他以本草学家的科学视野，为玉米重新命名，“玉蜀黍”是正式名称，“玉高粱”是俗名。这套名称有两个变化：一是改“御”为“玉”，李时珍应没有听到田艺蘅那套传说，他的记载中丝毫未提御用情景，也没有提到与玉色（白色）相关的任何生物性状，因此这一用字应由“御”同音而转书。二是改“麦”为“蜀黍”，蜀黍俗称高粱，李时珍指明玉米“苗叶俱似蜀黍”，与高粱相近，属于传统黍稷类。这是李时珍命名的核心贡献，明确了玉米的作物类属，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了各类科学著作首选使用的名称。《（天启）高阳县志》“玉薥秫”、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玉蜀粟”“御粟”，还有王象晋《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都传载此名而用字稍异。
明万历四十二年穆世锡《食物辑要》目录称“御米”，稍后徐光启《农政全书》称“玉米”“玉麦”“玉薥秫”，反映了明中叶以来五六十年间玉米名称的新变化。两人居地相近，都在今江苏苏州至上海之间。“玉麦”应即“御麦”之转书，或也有李时珍改“御”为“玉”的影响。“御米”应从“御麦”来，易“麦”为“米”可能出于两种因素：一是“米”与“麦”方言读音略相仿佛；二是李时珍即称玉蜀黍果实为“米”而非谷、粒之类。两种因素交互作用而生此新名。而“御米”转为“玉米”，如“御麦”转为“玉麦”，都属音近转书简化。
从“番麦”“西番麦 ”到“御麦”“玉蜀黍”，再到“御米”“玉米”“玉麦”“玉薥秫”，这是一个流转有序，逐步本土化的演变过程。除李时珍所定“玉蜀黍”相对专业外，不存在其他孤立存在或单独演进的名称线索。明末《农政全书》推出的两个名称“玉米”“玉麦”读音相近，笔画简单，入清后都十分流行。
（二）玉米的来源与传入时间关于我国玉米的域外来源与传入途径，明人的说法极其明确和统一，是来自外番，因而称“番麦”，并进一步明确是“西番”，也有称“西土”“西天”“回回”的，其大意高度一致，来自西域外番。值得参照比较的是，同期进入我国的番瓜由葡萄牙人经南海传来（程杰：《我国南瓜种植发源、兴起于京冀》，《阅江学刊》，2019年第2期，第92-109页），李时珍称“种出南番”，因而又名南瓜，而明人对于玉米均只称来自“西番”，名“西番麦”“西天麦”，李时珍称“种出西土”，未见有任何来自“南番”之说或“南麦”之名，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尊重的事实。
“出于西番”这一明人高度一致的说法，无论主张东南海路还是云南陆路传入论者都无法回避，因而不得不强作辩解。有论者称“用'御麦出于西番’来标识三条路径中的任何一条与欧洲之间的方位关系都不为过”（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第44-56页），就多少有些以新大陆作物传播的现代知识作狡辩，而明人所说来自“西番”绝不可能有现代人所知“欧洲”辗转传入的概念，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
何炳棣、游修龄先生则同引《明史》西域传为证：“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对“西番”进行或模糊或歪曲的解说，目的都在证明玉米来自缅甸或印度，经云南一线传入。《明史》这段记载是说四川至云南一线以西为西番，所谓“西徼外”是西境之外的意思，所指为四川西、云南西北的传统吐蕃之地。明朝与吐蕃交结关防在今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因而《明史》这段文字的标题作“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张廷玉等：《明史》卷330，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下文所述都是这些地区范围内的防卫事务，所谓西番是以藏族为主的青藏高原少数民族生活区。明人叶向高（1559-1627）《西番考》：“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叶向高：《苍霞草》卷19，明万历刻本）范景文《南枢志·朝贡部·四夷总图》：“西番即西宁以南至云南西界一带番蛮。”(范景文：《南枢志》卷111，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影明未刊稿本)所说都极为明确，所谓西番即唐吐蕃地。对于明朝防守来说，重点则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与青藏高原交接地带，因而叶向高接着说“洮州为西番门户”(叶向高：《苍霞草》卷19，明万历刻本)。洮州明时属陕西，地当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此地南面四川，西接青海，正是明朝与吐蕃交接的关键所在，因而有门户之称。如果认为我国玉米来自明人通称的这一西番地区，那就等于说玉米来自我国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南以喜马拉雅山脉与今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今西南陆路传入说论者尚未见有明确指西藏为我国玉米原产地或初传地的，笔者也未发现这方面的丝毫记载，实际所说都认为由云南传入。云南西部、南部今与我国接壤的只是缅甸、老挝、越南三国，在我国传统文史话语中，这些国家怎么也与“西番”挂不上钩。
何炳棣先生强调川、滇西有一南北茶马古道，云南土司或外番使者经此朝贡，玉米由此路传入。笔者检《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至嘉靖十年番族外使朝贡，多来自朝鲜、东北女直、西域番人以及川西、青海西藏即明人所说“西番”番王或番僧，几乎年年例贡不绝，也间见有贵州、广西番民朝贡，却未见有明确来自云南或缅甸一线的贡使。稍前唯见《明武宗实录》正德三年（1508）十月有礼部官员奏“云南百夷、缅甸及宣慰土官衙门例应三年一贡，今皆不通”，帝命不加扰(明官修：《明武宗实录》卷4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校印《明实录》本)，可见此路不贡由来已久。即有朝贡，一路取道川西崎岖山地、冰寒草地北上，也不合理。不少美洲新大陆作物传入论者乐引茶马古道之说为证，认为缅、滇是新大陆作物进入我国的重要路线。但所谓茶马古道于西南一线主要指川、滇与西藏高原之间东西方向的茶、马互市交易通道，远及南亚、印度洋各地也主要由西藏出入，而非所谓缅、滇与川、陕等地经川藏交界一线南北长途运输，相关论述不应在没有提供任何文献记载的情况下，从主观需要出发想其当然。
游修龄先生直言西番“指云南一带”(游修龄：《玉米传入中国和亚洲的时间途径及其起源问题》，《古今农业》1989年第2期，第1-10页)，多少有些为申己说而歪曲理解。仅就明朝云南方志看，所称“西番”都在云南北边或西北，如明《（景泰）重修云南图经志》称永宁府（治今云南宁蒗县北）“东北到西番三百五十里”(郑颙、陈文：《（景泰）重修云南图经志》卷4)，所说西番是今川西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正德）云南志》记境内百夷（少数民族）“地在云南之西南，东接景东府……西南至缅国……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周季凤：《（正德）云南志》卷41)。《（天启）滇志》称西番“金沙江北者皆是”(刘文徵：《（天启）滇志》卷30)，所指都为滇西北吐蕃地，当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这都是明人通行的西番概念，所指都是古吐蕃地，显然不符合西南陆路论者所说玉米域外来源地。
明人所说“西番”除指上述吐蕃外，还指嘉峪关以西今新疆境内的维、回、蒙等少数民族以及葱岭（帕米尔高原）外西域番国。两种西番概念所指区域之间的关系明人说得很清楚：“自陕西、兰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肃州（引者按：今甘肃酒泉），肃州西七十里为嘉峪关，关外并称西域。而陕西（引者按：含今甘肃）以南直四川抵云南，徼外并称西番。其关之最西则为哈密。”(罗曰褧：《咸宾录》西夷志卷3，明万历十九年刻本)“西番”即上文所说“吐番”，嘉峪关外为“西域”。而传统西域异族番国，明人也通称“西番”。如雷礼《都御史陈德文传》：“陈德文，一名莹中，字文石，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人，洪武中举文学，授台州府通判……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撤马儿罕等国，开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举使职，不辱君命。”(焦竑：《国朝献征录》卷54，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橒曼山馆刻本)陈德文出使的“西番撒马儿罕”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又如魏焕《番夷总考》：“西番由哈密入贡者其国不一，惟吐鲁番强梗弗顺。自袭取哈密之后，一时瓜沙、赤斤、苦峪等番卫或为彼附，或徙居甘肃，而迤西籓屏已失。”(万表：《皇明经济文录》卷32，明嘉靖刻本)李应魁《（万历）肃镇华夷志》：“一种西番，亦瓜、沙（引者按：上古二州名，地在今甘肃西部、新疆东部）等地之番。”(李应魁：《（万历）肃镇华夷志》卷4、第281页)所说西番都指嘉峪关以西传统西域的异族、番国。
明朝对嘉峪关外未能实施持续有效统治，所谓关西番属七卫多仅羁縻，全赖哈密一线番王顺逆与否。“土木之变”后，明朝于“三北”自东而西建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肃州等九镇。肃州（驻今酒泉）地处西部边陲，远离京师，直对西域，北有瓦剌侵掠，南有吐蕃骚扰，是明朝西北边防重镇。田艺蘅《御麦》诗称“移来西域中兴年”，又以张骞通西域作比，所谓“苜蓿入宫由大宛，蒲萄归汉自张骞”即是，汤有光《晚集益卿司徒池上渔钓有作》诗也称“御麦来从塞”，所说玉米所来西番、西域、塞上都指向明嘉峪关外传统西域之地，决非云南方向，也非传统吐蕃之地。
至于传入时间，田艺蘅《御麦》所谓“移来西域中兴年”，也透露了可贵的信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几年，宦官诱导，贪图游乐，朝政昏乱不堪。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继位，登基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张廷玉等：《明史》卷18)，史称“嘉靖中兴”。嘉靖朝汪思《固政本以隆圣治疏》：“正德（引者按：明武宗年号）年间，始沮于刘瑾，再沮于钱宁，三沮于江彬，进议而不允者有之，拟旨而擅易有之，甚者大小章疏或从中以径批，或沉匿而不奏。内阁备员而已，茫乎其无所知也。政本蹷拔，枝叶凋瘁，天下日入于乱，甚可畏惧。天启陛下，嘉靖中兴，率由旧章，一洗近弊。群工言之，六曹奏之，内阁议之，宸虑裁之，百司行之，天下仰之，何其盛也。”说的就是这一嘉靖初年的“中兴”情景，然而也是昙花一现，前后只维持数年，汪思疏文紧接就以“改元以来事渐可议，即位之诏多付空谈”一转，历数朝臣所奏得不到皇上及时回应的种种现象(孙旬：《皇明疏钞》卷5，明万历刻本)，因此所谓“中兴年”从宽说来也只在嘉靖最初的十多年间。
至于传入方式，田艺蘅《御麦》诗有“吾君不宝殊方贡”之语，是说来自异域朝贡。诗中又言“记得将军破虏年，独骑汗马赐朝天”，似有明朝边关获胜，赐边将或番人赴朝觐见之事。查《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1522）至十年的记载，陕西、甘肃方向连年边警，明朝多属被动应付，并无明显获胜之事，更不待言朝报大捷，所说显然不无夸饰想象之词。但此间西域番地夷人朝贡之事却连年不绝：二年九月“撒马儿罕并吐鲁番、天方等国番王头目宰纳等各备马驼、方物，差使臣土鲁孙等来贡，赐宴并彩段、绢布。其存留甘州者，遣通事赍送验赏，并回赐番王头目礼物。”(明官修：《明世宗实录》卷3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校印《明实录》本)同样的朝贡活动又见于该年十一月(《明世宗实录》卷33)，该年十二月“宴撒马儿罕等地面夷使”并吐鲁番、哈密夷使等共一百三十四人(《明世宗实录》卷34)。四年九月“天方国王亦麻都儿见等遣使大者马黑木来贡马驼、方物，赏赉如例”（《明世宗实录》卷55）。五年三月天方国入贡（《明世宗实录》卷62）。七年十二月撒马儿罕夷人入贡（《明世宗实录》卷96）。八年六月天方国、撒马儿罕等处使者来贡（《明世宗实录》卷102），九月“天方国等处夷使火者哈只等进方物朝贡，给赏如例”（《明世宗实录》卷105）。这是嘉靖元年至十年间西域诸国主要的朝贡活动。
撒马儿罕今写作撒马尔罕，自古是中亚的商贸中心。天方国明人有两说：一是“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罗曰褧：《咸宾录》西夷志卷4，明万历十九年刻本），《明史》也说“天方，古筠冲地……又曰默伽（引者按：沙特麦加）……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张廷玉等：《明史》卷332，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一说天方国即唐人所说大食（杨慎：《丹铅总录》卷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者较为明确具体，后者引古名泛言，所说约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一线。虽然明朝礼部和甘陕地方官员多揭露所谓西番国王、头目所派使团有假冒、重复前来骗赏的现象，而其中应有一些确实经传统丝绸之路来自中亚、西亚的使节或商团，作为朝贡带来当地“方物”。田艺蘅嘉靖三年出生，对此间的外交朝贡不会有直接印象，所说应得诸民间传闻。但就其所言“中兴”之年和“朝天”盛况，我国玉米的传入时间以嘉靖二年天方、撒马儿罕等国番王头目及使臣，尤其是嘉靖四年（1525）天方国王使臣进贡“方物”最有可能（张文德《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考》对嘉靖间天方国来使进贡的情况以及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天方国即默加（今麦加），见《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50-58页。笔者此篇最初发表时尚未及发现及拜读张文，十分遗憾，此处补充介绍）。鉴于嘉靖十四年《南畿志》已经记载南京番麦厂，上推数年，最迟应不会晚于嘉靖八年（1529）天方国、撒马儿罕等处使者来贡。这三次人数都相对多些，社会影响也大些。
可以联系的是，据佟屏亚先生介绍，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出版的扬·格鲁斯卡《玉蜀黍专著》推断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公元1525-1530年间（明嘉靖四年至九年）（佟屏亚：《试论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及发展》，《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第41-48页），日本学者也称有材料表明“玉蜀黍传入新疆省是一五五О年（引者按：嘉靖二十九年），去参加朝圣时带回”（[日]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薛来运、孙音译，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第31页）。他们的具体史料依据不明，但这个时间尤其是捷克学者所说时间与田艺蘅《御麦》诗意所说大致相同，而且同期天方、撒马儿罕等西亚、中亚国家也确有大批使者来贡，应该不只是巧合。
至于西域的具体来源地，《（嘉靖）平凉府志》《（万历）肃镇华夷志》所说“西天麦”“回回大麦”两个别称值得关注。两地都是明朝西陲边郡、今甘肃境内，这里是西域朝贡和入境通商的必经之地，尤其是肃州（治今甘肃酒泉）是西域入关第一站，朝贡使者人数过多时也常由肃州、甘州（治今甘肃张掖）负责居留接待，当地与西域番人有更多接触往来的机会，因而对西域玉米产地应有更多了解，有关说法可能包含玉米来源地更具体的信息。所谓“回回”是指西域伊斯兰民族。所谓“西天”，明永乐间四夷馆设“西天”馆负责与西天尼八剌（尼泊尔）等国的交往（雷礼：《皇明大政纪》卷6，明万历刻本），但明英宗正统以来此方无朝贡记载。而明中叶的印度则是由衰落分散的德里苏丹国向强大的莫卧儿穆斯林帝国过渡阶段，也没有朝贡明朝的可能。因此，此时甘肃方志所说“西天”应与“回回”同属传统西域中亚、西业方向，更有可能指嘉靖间多次朝贡的天方国，甚至更西方向。《（嘉靖）陕西通志》（时甘肃属陕西）“西域土地人物略”记载从嘉峪关至西亚的主要路途，在“天方国”之后有：“又西为可台城(有缠头回回，种旱田，出白绵花、夏布，山下出西天红花。城西有河，河有二水磨)，又西为孛罗撒城。”（赵廷瑞、马理：《（嘉靖）陕西通志》卷10，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这里既有特产“西天红花”，更有“缠头回回”，所谓西天红花即《本草纲目》所载“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的番红花（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点校本）》卷15、中册第999页。今通称藏红花，原产希腊），所谓“孛罗撒城”应在今土耳其境内。《（万历）肃镇华夷志》卷一“西域疆里”也悉数抄录了这些记载，如不避捕风捉影之嫌，两种方志所说“西天麦”“回回大麦”应即来自以天方国（麦加）为中心的西亚这些地方，从宽说约当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一线（近见金国平《跨越洲际的玉蜀黍：探索美洲玉米进入中国的历程》一文引用外文资料论说玉米进入我国的过程，提供了不少外文资料。但一坚持认为我国玉米从我国东南沿海与云南传入，反对西北陆路传入说，却未能提供任何反驳的理由与证据。反观这篇论文，在论述1506年前后非洲东海岸已有玉米种植的记载后，认为玉米应由此经海路东传印度西海岸。然而其接下来的论说及其引文却表明，这里的玉米更有可能来自亚洲西部内陆，看其论述：“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在1506到 1509年间担任阿拉伯海岸的舰队司令。1507年9月25日，阿尔布克尔克抵达霍尔木兹。其子在1557年初版至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其父在霍尔木兹地区发现玉米的情况，沿海不出产玉米，'从腹地中来的所有供养是小麦、大麦、玉米和椰枣。腹地里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不止一处。’从腹地运来很多小麦、大麦、玉米和耶枣。想装多少就多少。’有大量的小麦、玉米和大麦’'种植的所有作物是小麦、玉米和大麦，……’不仅供本地，还装船销往外地。'这个港口可以装运许多椰枣和玉米。’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6世纪的头几十年里，玉米已经成为霍尔木兹地区的主要粮食之一，仅次于小麦，有时甚至排在大麦之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6世纪20年代初，玉米在印度沿海迅速传播。”浙江大学中西书院主办《中西元史》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314-316页。笔者这里的引用省却了其中的人名英文拼写与脚注提供的引文的文献出处。从这段论述可见，今伊朗南部沿海的霍尔木兹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在亚洲玉米的海上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论述中的引文充分显示，这里的玉米不是来自非洲东海岸，而是来自北方的伊朗内陆，也就是今天的伊朗中北部。1507年是我国明朝正德二年，说明此时伊朗中北部盛产玉米，大量供应霍尔木兹及其出海贸易。而伊朗中北部正是“西番”尤其是西亚地区商团以及所谓朝贡者往来“天方国”与我国之间的必经之地，因此这位学者的论述及其引文正可用来进一步证明笔者的观点，我国的玉米带自包括伊朗在内的西亚，经传统丝绸之路传入，而不是相反。笔者这段论述。拙作最初发表时无，为2025年6月补入）。
玉米最初以“麦”为名，或也多少包含一些域外来源地的信息，值得寻味。据佟先生文中提供的信息，扬·格鲁斯卡《玉蜀黍专著》介绍，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玉米在土耳其正式作为粮食作物栽培,称为土耳其麦”（佟屏亚：《玉米的起源、传播和分布》，陈文华主编《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总第11期）,农业出版社,1986,第278页）。我国玉米应来自天方即今西亚一线，最初以麦为名，或也带着西亚一带玉米初传以麦为名的影子。
正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玉米应来自西亚，主要由天方等国贡使或商团于嘉靖二年（1523）、四年或八年（1829）间带来。同为美洲新大陆作物，玉米与南瓜之所以在我国明正德、嘉靖间最早出现，都与国家层面的使节交往（或者名义上）有关。最初都受派直接传至京师（北京），再因缘南北传布，这显然比纯然民间种植国际间辗转传播要快捷得多。而两者相较，玉米传入时间略晚于南瓜，也应是由西亚中转所致。
八、明朝的传播情况由田艺蘅诗文、笔记所说可见，西域进贡的玉米最初种植在北京皇家西苑。更早的《嘉靖南畿志》等记载显示，又通过御用机构传至留都南京，由南京锦衣卫驯象千户所安排种植，以供南京奉先殿祭祀之用。继而应由南、北两京分别传向民间，田艺蘅家在杭州，称“吾乡传得此种”，苏州府《（万历）崇明县志》《（崇祯）吴县志》见于记载，还有清初《（顺治）六合县志》记载玉蜀黍（孙宗岱：《（顺治）六合县志》卷7，南京图书馆藏六合县档案馆1966年抄本），都应就近由南京传出。田艺蘅诗有“帝象乐耕灵颖实”，这固然主要用典，可能也隐约反映两京驯象千户所实际布种的情景，江浙所传或即出于南京锦衣卫驯象所。
在北方，河北保定《（天启）高阳县志》记载玉薥秫，应是西苑所种传出京郊，高阳邻近而得。万历中，江苏南通顾养谦归居故里，园圃种植玉米，顾氏长期任职辽冀，出入京师，应从京城或河北保定一带传得。田艺蘅《御麦》诗“吾君不宝殊方贡，异麦重教四海传”，“圣王务本先嘉谷，要使蒸民食有天”云云，称颂嘉靖帝并不独享，布置分种全国，此事正史无载，如果属实，则《（嘉靖）平凉府志》所载平凉和华亭两县、《（天启）滇志》所载云南府（治所驻昆明）种植，或与此有关。就所载名称看，两地也基本一致，称番麦或西番麦。当然，甘肃平凉、华亭一带地属明朝西北边郡，方志记载早且详明，也有可能直接由西域获得。尤其是地处明朝实际统治西部边陲的肃州，《（万历）肃镇华夷志》所说“肃州昔无，近年西夷带种方树之”，应是万历后期由西域后续再次传入。
明朝社会对玉米的了解比较有限。明朝文人言及玉米的赵时春甘肃平凉人，李时珍湖北蕲春人，田艺蘅、卢之颐浙江杭州人，慎懋官浙江湖州人，王世懋、穆世锡江苏太仓人，汤有光江苏扬州人，王象晋山东新城人，徐光启松江上海人，以江浙（含今上海）人士居多。言之较早的赵时春是西北人，又久在京任职，因而对玉米了解早，认识切。李时珍主要生活于内陆，与其对南瓜的认识一样，可能得诸嘉靖三十年（1551）前后短暂的北京之行，因而也难免有点模糊乃至错误（程杰：《我国南瓜种植发源、兴起于京冀》，《阅江学刊》，2019年第2期，第92-109页）。晚明王象晋的记载主要出于李时珍和田艺蘅所说，也有一些自己掌握的信息，遗憾的是其故乡山东地方志未见有明确可靠的记载。将这些籍贯都算上，也只在苏（含上海）、浙、鲁、陇四省，可见人们相关知识和兴趣十分有限。
李时珍说“种者亦罕”，这可能主要指他到过的京冀地区，当然也包括他比较了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实也可用来概括全国各地。不仅在他生活的明朝中叶，整个明朝应都如此。明朝现存930多种方志，笔者只检得7种明确记载，散见于陇、冀、苏（含上海）、滇四省区，远不如同期南瓜记载有118种之多（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阅江学刊》2018年第2期，第114-134页。最新论文改为117种）。田艺蘅说“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然明朝浙江方志未见记载，江苏太仓王世懋、南通顾养谦私园种植，而同期太仓、通州方志也未见记载。同在甘肃，《(嘉靖）平凉府志》记载平凉、华亭种植玉米，而万历后期《肃镇华夷志》则记载由西域新近引种，可见在河西走廊玉米未能持续传播。这些都可见，玉米传入我国最初的一个多世纪，民间传种十分有限。合文人著述和方志记载而言，仅以今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今苏州、上海一带的信息相对密集些，所载玉米、玉麦名称入清后影响也大些，其他信息都比较零散，缺乏相邻地区传布影响的明显迹象和持续线索。
揣度原因，应与初传玉米的食用品质并不出色有关。李时珍称玉米“气味甘平”，属本草学药物性味，而所见明人食用口味方面的描述都不积极，评价近乎负面。王世懋说“煮食之味”不如芡实，李时珍说“炒拆白花”，王象晋说“蒸麦面时少加”掺和，穆世锡更称用以制酒，应是食用品质口味较大麦、小麦、稻米、黍稷、粟等传统谷物明显不及，用作日常主粮并不占优，因而各地传种的积极性不高，更多应如前引山东《（顺治）招远县志》所说，“田畔、园圃间艺之”，主要只是大田边、蔬菜地小规模偶尔种植，传播发展十分缓慢。
这种情况清初仍无明显变化，清中叶玉米种植兴起，也主要是满足草根社会的温饱需求，“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平翰、郑珍、莫友芝：《（道光）遵义府志》卷17）。正如郭松义先生所说，我国“玉米的大规模推广是在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也就是乾隆中期到嘉庆、道光时期”，（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0-114页）清乾隆以来各地方志记载繁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应是入清后我国人口持续增加，大量人口向各地丘陵山地蔓延迁移，玉米更适应这类地区广泛种植，产量也有一定优势所致，而在明朝，这种适应玉米迅猛传播发展的情势远未出现。
关于新大陆作物的传入，论者更多看重大航海时代东南亚海路、南亚陆路传入的可能，致力于挖掘这方面的信息，寻绎东南、西南方向的具体路径。笔者此前探讨我国南瓜、辣椒（程杰：《我国辣椒起源与早期传播考》，《阅江学刊》2020年第3期，第103-126页）的起源状况，发现实际情况并不简单划一。应立足我国文献记载的客观实际，一切从充分、可靠的材料出发，实事求是小心求证、科学论证为是，切忌观点先行，想其当然，随意引证，蹈空推演——这在玉米、南瓜已有论述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笔者此番对我国玉米起源的考察也发现，所谓三条传入路径中唯曹树基先生为代表的西北一路说比较可靠，其他说法缺乏有效证据，不足取信。总结全文论述如下：
我国明朝各地方志记载的玉麦是传统穬麦类作物而非玉米，云南方志所载亦然。《滇南本草》的玉米内容不宜视为明人所说，明末《（天启）滇志》所载西番麦才是云南最早的玉米信息。所谓明朝贵州、广东、福建方志的玉米记载均不可靠。我国玉米始于西南陆路、东南沿海传入的说法在明朝文献中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无法成立。我国文献的玉米记载始于明嘉靖间，最初名番麦或西番麦，明人说法高度一致，因“出于西番”而得名。明人所谓“西番”有吐蕃、西域两义，番麦所出西番指西域。今人为证玉米由西南陆路传入，将西番解作云南、缅甸等地，是十分错误的。明人称最初种植于皇家西苑，又名御麦，后世玉麦之名同音转书而来；又称玉米始于嘉靖“中兴年”，来自外番朝贡。明嘉靖二年至八年间，天方、撒马尔罕等地有使团频繁来华朝贡，我国玉米应由这些西亚、中亚，更有可能是西亚使团或商团经传统丝绸之路带来，最初由北京、南京宫廷园囿和直属机构种植，分别传向民间。万历后期以来，甘肃、广东有后续传入的记载或迹象。应是初传玉米食用品质不如我国传统谷物，整个明朝传种十分有限。
（原载《阅江学刊》2021年第1期第101-126页。此处纲目结构略有调整，论述内容有少量修订、增补）
（在网上搜索发现有高启安《玉米传入中国确切时间发微》一文，知网与读秀均未见。网文介绍称该文推测我国玉米有可能来自西夷入贡“方物”，是有见在先。另查得萧正洪《陕南御麦（玉麦）非玉米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度，该文虽短，却指明明朝陕西方志所载御麦、玉麦非玉米，是穬麦类作物，也是有见在先，遗憾的是写作拙文时均未能读到，前者迄今仍只略知内容大概。2021年3月18日。 近见张文德《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考》对嘉靖间天方国来使进贡的情况以及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天方国即默加（今麦加），见《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50-58页，值得参考，笔者写作时未及见到，十分遗憾，2025年6月15日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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